1933年2月5日深夜，一列火車靜靜駛離北平。
車上裝的，是故宮的家底——歷代帝王收藏的書畫、銅器、瓷器、典籍，正一箱一箱地離開紫禁城。押運的人裡，有個叫那志良的年輕人。多年後，那志良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中回憶那一夜，說車行路上極為寂靜，除了車輪聲外，「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唱歌」。
沒有人知道，這一走，要走多久，走多遠，又能不能回來。
第四次南渡
1933年初，日本侵略軍逼近華北，故宮博物院開始將文物裝箱南運。此後，這些裝滿國寶的一只只木箱從北平到上海、南京，又分路轉入西南腹地，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西遷文物才陸續重聚南京。
十三年後，1946年，西南聯大準備北返，哲學家馮友蘭受託為聯大撰寫紀念碑文。落筆之處，他想到的不是勝利本身，而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離散：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晉人南渡，是「風景不殊」的深悲；宋人南渡，是「還我河山」終究落空的虛願。寫到自己親歷的這一次，他筆鋒忽然一振：
「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
庾信寫《哀江南賦》，滿紙是國破家亡的悲痛；杜甫聽聞官軍收復失地，喜極而泣。馮友蘭借這兩位相隔數百年的詩人，寫出了自己這一代流亡者，終於等到了一個不必哀傷、只需喜悅的結局：在這場跨越上萬里的文物南遷中，1.9萬餘箱文物在十餘年的時間裡行經十餘省，竟無一遺失，堪稱世界文物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文明保護奇跡。
而這場歷史性的文物大遷徙，要從故宮成為博物院的前夕說起。
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
1924年11月，溥儀離開紫禁城。隨後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手清點宮中公產與私產。委員中有易培基、陳垣、沈兼士等學者，也有清室方面的代表。事情看似只是清點財物，實際上每打開一座宮門，都牽涉一個問題：紫禁城裡數百年積存下來的東西，究竟屬於皇室，還是應當成為國家收藏？
12月23日，善後委員會第一次派員到乾清宮點查。人已到了，工作卻沒有開始。依照規定，點查須有軍警到場監視，那天軍警未齊，誰也不能擅自開門。這個有些僵硬的開場，卻定下了此後的規矩：開門、查驗、登記、編號、封存，每一步都得有人監督，每一件都要能在清冊裡找到。
宮中的東西多得驚人。殿內有宋元書畫、商周銅器、歷代瓷器，也有帝后穿過的衣服、用過的文具、宮女太監的日常物品。點查人員不能只挑名貴的看，桌椅、腳凳、燈架、帳鉤，同樣要逐件登記。帝王生活留下的每一件東西，從此有了編號，也有了可以追查的來歷。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決定正式組織故宮博物院。不到兩個星期，10月10日下午2時，開幕典禮在乾清門舉行。莊蘊寬宣布開會，李煜瀛報告籌備經過，黃郛、王正廷、于右任等人先後致辭。北京城裡人潮湧動，許多人第一次走進這座宮城，看看皇帝從前住過的地方，也看看那些只在傳聞中聽說過的寶物。
紫禁城仍有紅牆、黃瓦和層層宮門，身分卻已經改變。它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禁地，而是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院。
走進故宮的年輕人
故宮開院前後，一批學者和年輕人留了下來。
易培基參與籌建故宮，先任理事兼古物館館長，1929年出任院長。他延請專家，設立古物、圖書、文獻三館，整理藏品，開闢陳列室，創辦《故宮周刊》，也推動修建庫房。金石學家馬衡擔任古物館副館長，精於銅器、碑刻和古文字。古物館那些年輕人遇到拿不準的器物，常要送到他面前請教。
莊尚嚴（1899—1980，字慕陵，本文使用他最流行的簡稱莊嚴）也是北大出身，後來參與故宮文物南遷，成為南路80箱精品文物的押運負責人之一。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先在北大國學門研究所工作，1924年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他跟著馬衡學過金石，進宮後從點查文物做起。後來他曾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際遇：「宣統出宮我入宮。」
單士元當時還是北京大學史學系學生，跟隨沈兼士參加清宮物品點查，後來留在文獻部整理清代檔案。據〈單士元：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民族文化〉一文記載，單士元初進故宮時，沈兼士曾提醒他：「故宮處處有歷史，件件是文物。」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
單士元此後在故宮工作七十餘年，從清宮檔案一直研究到宮殿建築。
那志良進宮時只有十七歲。據他晚年回憶，1925年新年，他到老師陳垣家拜年，正遇上善後委員會需要人手。那志良這頭還在考慮，老師那頭已安排人過幾天帶他去上班。一次登門拜年，就這樣把他帶進了故宮。
他起初不懂古物，第一次點查回來，還覺得宮裡的瓷器和尋常人家的飯碗、茶盤差不太多。那時沒有人知道，這個連瓷器都認不全的年輕人，日後還要押著成千上萬只木箱，從北平一直走到四川，最後渡海到臺灣，會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玉器專家，人稱「玉痴」。
從東北傳來的隆隆炮聲
故宮開院後的幾年並不安穩。經費不足、政局變動、機構屢次改組，都曾讓博物院陷入困境。但陳列、整理、出版和庫房建設仍在繼續，宮中散亂多年的文物，逐漸有了清冊、位置和保管制度。
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瀋陽，隨後侵占東北。消息傳到北平，故宮人開始考慮一個從前不願面對的問題：如果戰事進入華北，這些文物放在哪裡才安全？
1932年初，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毀於日軍炮火。當時的東方圖書館藏書已超過46萬冊，包括大批古籍、地方志和中外報刊，除了事先轉存銀行保險庫的547種宋元珍本躲過一劫，其餘大量藏書均付之一炬。
消息傳到北平，文物保護者們心頭一震，收藏再豐富、館舍再堅固，遇到轟炸和大火，也可能在幾個小時內消失。一二八事變後，故宮各館開始撤下宮殿裡陳列的重要文物，集中包紮、編號、造冊，陸續裝箱，送入延禧宮一帶新建的防火庫房。
最初的打算仍是就近避險。有人主張把精品藏進東交民巷或六國飯店的地下室，有人考慮天津、上海租界，古物陳列所還研究過在院內挖地窖。每一個方案都有難處：藏在北平，擋不住戰火；運往外地，路上同樣有風險，還可能引起社會恐慌。
1932年秋，故宮開始為南遷作實際準備。書畫、瓷器、銅器、玉器、圖書和檔案被分批挑出，裝進一只只木箱。庫房裡的清冊越寫越長，宮殿中的陳列卻一天天減少。
山海關失守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陷山海關。這座關城是北平東面的屏障，關外炮聲一起，華北局勢驟然緊張。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重要文物遷離北平。
消息傳出，反對聲很快湧來。有人認為國難當頭，政府首先想到的卻是古董；也有人擔心文物一走，等於向全城宣告北平將被放棄。支持南遷的人則拿出東方圖書館的灰燼作為回答：城市失去，尚可收復；古籍、書畫和青銅器一旦燒毀，再也沒有第二件。
爭論尚未平息，故宮裡的裝箱工作仍在繼續。木箱逐一釘緊，箱號與清冊反覆核對。1933年2月初，第一批起運命令終於下達。八年前站在乾清門前迎接遊人的那些故宮人，開始準備把國寶送出午門。
1933年2月的那個冬夜，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太和門內，第一批木箱已經排好。宮門之外，板車、軍警和兩列貨車正在等待。（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故宮博物院院史編年、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館、故宮研究館員徐婉玲所作南遷史講座資料、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以及那志良《故宮五十年》、莊靈、陳夏生《故宮文物南遷時代憶往——從〈華嚴洞圖卷〉和〈莊嚴日記〉談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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