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黄花蝶也愁！看苏轼怎样走出低谷 转化人生境界
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1]差点送命，被贬至黄州，勉强有一个养家活口都很难的官职——黄州团练副使。[2]他的人生几经跌宕，在黄州时他的境界也是几度翻转。元丰四年的重九日（公元1081年9月9日），他在涵辉楼黄州太守徐君猷登高聚会，呈给他一阕《南乡子》，从中可见到他在逆境中心态转变的旷达。
苏轼：《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
浅碧鳞鳞露远洲。
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
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
但把清尊断送秋。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
明日黄花蝶也愁。
这阕词是苏轼在重九涵辉楼头饮宴相酬的作品，情景交融中，苏轼抒发了自己以顺处逆的胸襟怀抱。在其中，你是否看到他的旷达乐观，是否又感受到一些惆怅与哀愁？
古来重九就有登高的风尚，重九已是暮秋，时在霜降前后，登楼远眺，一年中最后的晴秋碧景尽入眼帘，“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江上浅浅江水呈现浅碧，在风中泛起鱼鳞状微波，摇映着远方江心露出的沙洲。这些景致都展现着舒和气清、明丽辽阔的气息，反映著作者雨过天晴的心情。
虽然“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在这一句中展现了苏轼跌宕翻转的心境，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主节奏，吐露了苏轼在患难中的心情：狂风变软了，然而为何还带着些许“飕飕”的寒意？为何那顶破帽在风中依然“多情地”恋着我的头不舍离去呢？
苏轼描写“破帽多情却恋头”是反用了晋朝的一个重阳日桓温集群彦登龙山欢宴时发生的“孟嘉落帽”的典故，而且苏轼用了寄物起兴。“破帽”具有象征意义，隐喻那些捆绑苏轼纷纷扰扰的过去事，因“乌台诗案”带来的磨难与阴影，到如今依然挥之不去！“乌台诗案”虽然没有让他丧命，但是黄州现实生活的困境，时时磨炼考验着苏轼一家人。戏谑的“多情”一说，表达苏轼多种心境，是以顺处逆乐观地承受，是通过幽谷后豁然的调侃，或也有一丝黯然于政治角力的无可奈何。
通过死亡的幽谷后，来自政治几乎让苏轼丧命的无情打击，没有使他萎顿失据，反倒使他转移了人生价值的重心，领悟到了安心之法，在下阕词中抒发了感慨。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此情此景，若要欢度重阳佳节，就用美酒来欢送秋天，为秋划上休止符吧！人生“万事到头都是梦”，这是宇宙间千万代人永远的遗憾！休！休！放下人生几多名利情的执著！让美酒为咱们消去万古愁！
唐末郑谷的诗《十日菊》说：“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残枝”苏轼在此作了转化，“明日黄花蝶也愁”， 眼光独到，不明说生命有限带来的哀愁，转而让蝴蝶出镜，以诗情画境，为人解迷。昔人庄周梦蝶，庄周和蝴蝶可能是同命的两世身，若不能彻悟美好时光的短促，那么又怎能从生命不我予的惆怅与无奈中解脱呢？又怎能突破框限生命的藩篱？
苏轼在其它的词中也发出类似的感慨，如“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 赤壁怀古）、“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黄州中秋）、“休言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平山堂）、“古今如梦，何曾梦觉”（永遇乐 徐州夜梦觉，北登燕子楼作），等等感喟，异曲而同工。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表现了经历人生大磨难后对人生的一番洞察，一番彻悟，放下执著！让我们想想：人生中遇到的纷纷扰扰，在事后想来，是否如过眼烟云？生命里的得失荣辱、富贵贫贱，在一生的终点才知都是梦境！有了一番了悟，又何需耿耿挂怀？！
这一个霜降后的重阳节，苏轼的一阕小词，体现跌宕人生的哲思与悟道境界，展现给我们后人许许多多寻思的空间！人生短暂尽情为欢，并非是良策，悟得人生的短暂，速速修去浊世中的几多执著，才能拔出这个泥泞世界，向上自在飞升！
在这阕词完成后的次年——元丰五年的寒食，苏轼在风雨中又经历了一场大病（见他的作品《寒食》二首），从大病中痊愈后，苏轼完成了因“乌台诗案”而起的生命蜕变。如果我们在人生中尽放不下名利情的执著，“明日黄花蝶也愁”，那一生又将是怎样的一个“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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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乌台诗案的梗概：宋朝积贫积弱，在北宋中叶时即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熙宁年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启动了变法运动。苏轼早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变法的弊端产生之后，他对王安石变法加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期间他又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便将不满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但都未蒙采纳。最后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公然写道“知其（指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变法派）；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一次上书成为“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
元丰二年（庚申年，公元1079年）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别称乌台）多名与苏轼有过节的官员接连上表弹劾苏轼的表中用语暗讽朝廷、讥刺神宗变法，对神宗大不敬。
苏轼下御史台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其间几度准备赴死。最后，经过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礼等大臣犯颜直谏，德高望重的曹太皇太后也劝神宗明察，苏轼终于得以出狱。苏轼改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任黄州团练副使，不准出黄州，亦不得过问公事。
[参见：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赵健：乌台诗案发微（一）：缘起，2018(03)：79-88页。苏轼：《湖州谢上表》]
注[2]：团练副使是个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到黄州，连住处都没有，一家人日日都在困匮之中。苏轼至黄州第二年（辛酉年），老友马正卿哀怜他们一家乏食，向州郡请求一块旧营地给苏轼家躬耕。苏轼一家人胼手胝足从瓦砾中开垦出一片土地，再于次年（壬戌年）春天刈草自筑东坡雪堂。
（参见：《东坡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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