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童年:大都会“红衣男孩”的象征谜题

文/米歇尔·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 编译/柳嵊涛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笔下《红衣男孩》的肖像画,其背景故事和象征意义至今仍是人们不断探讨的话题。图为戈雅1787至1788年间创作的曼努埃尔·奥索里奥·曼里克·德·祖尼加(Manuel Osorio Manrique de Zuñiga, 1784–1792)肖像局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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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最著名的历史肖像画之一,所绘主角并非王家成员、政治家或文化巨擘,而是一名年幼男孩。这幅由艺术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1828年)于1787至1788年间创作的画作,描绘的是时年三四岁的曼努埃尔‧德‧祖尼加(Manuel Osorio Manrique de Zuñiga)。它深受观者的喜爱,被视为展现童年特质的开创性艺术杰作。这幅画作被大众熟知为《红衣男孩》(Red Boy),并以其独特吸引力和神秘感令人着迷,其背景故事和象征意义至今仍是人们不断探讨的话题。

西班牙肖像画大师

戈雅在画室中的自画像,1790—1795年作,布面油画,42×28厘米,西班牙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学院藏。(公有领域)

戈雅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尤以其漫长艺术生涯中创作的众多肖像画闻名。学界认为,即便是在那些具有疏离感的正式肖像中,他也能即刻捕捉到对象的神采,这正是其天才之处。戈雅出生于阿拉贡丰德托多斯(Fuendetodos)的一个镀金工家庭,少时移居马德里,师从新古典主义画家安东‧拉斐尔‧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1728—1779年)。

1780年,即被选入王家艺术院(Royal Academy)的那一年,戈雅已成为备受贵族青睐的肖像画家。1786年,他被任命为国王卡洛斯三世的画家;三年后,又被新任国王卡洛斯四世指派为宫廷画家。

1785至1788年间,戈雅为圣卡洛斯银行(Banco de San Carlos,即现在的西班牙银行)的高管及其家属绘制了多幅肖像。其中一幅的模特便是小曼努埃尔的父亲阿尔塔米拉伯爵,全名维森特‧华金‧奥索里奥‧德‧莫斯科索‧伊‧古斯曼‧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Vicente Joaquín Osorio de Moscoso y Guzmán Fernández de Córdoba, conde de Altamira,1756—1816年)。作为银行董事之一,这位伯爵是当时西班牙头衔最多的显赫贵族,他担任国务参事、是金羊毛骑士,同时是卡斯蒂利亚和马德里的陆军中将。戈雅为其创作的全身肖像画归银行所有,至今仍收藏在西班牙银行。

戈雅,《阿尔塔米拉伯爵维森特‧华金‧奥索里奥‧德‧莫斯科索肖像》(Portrait of Vicente Joaquín Osorio de Moscoso, conde de Altamira),约1786—1787年作,布面油画,177×108厘米,现藏马德里西班牙银行总部。(公有领域)

伯爵很喜欢自己的这幅肖像,进而委托戈雅为家族的其他成员画像。而得到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资助,对戈雅事业的升迁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伯爵三子曼努埃尔(Manuel,1784–1792年)肖像。画中最夺目的色彩莫过于男孩身上那套红色丝绸连身衣,该画作也因此得名“红衣男孩”。连身衣配有蕾丝领口和袖口,并由一条白色腰带固定。在18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装束在西班牙贵族儿童中风靡一时。

戈雅肖像画的代表作

画作中的曼努埃尔身边环绕着一群动物。在左侧,三只表情生动的猫正盯着被男孩用绳子牵着的宠物喜鹊。喜鹊的喙中叼有一张已签名的戈雅名片。人物右侧,一个鸟笼中关着几只红额金翅雀。

曼努埃尔‧奥索里奥‧曼里克‧德‧祖尼加肖像,戈雅1787—1788年作,布面油画,110×80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艺术史学家对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过多种分析。大都会博物馆介绍说,相关说法包括:“戈雅可能意图透过画中的动物来提醒人们,孩童世界与邪恶势力间的界限是很脆弱的;或以此作为对天真与青春易逝的注解。”曼努埃尔在画作完成几年后就夭折了,时年8岁。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该画作其实是一幅遗像。这一观点也引发了相关解读,例如认为猫寓意着恶意,而喜鹊则预示着命运。

然而,与其解读为死亡的隐喻,这些动物在画中的出现实则可追溯至欧洲肖像画的历史传统。戈雅的老师门斯、西班牙巴洛克绘画大师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以及英国的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中均有此先例。戈雅正是延续了这一创作脉络。

戈雅所作曼努埃尔‧奥索里奥‧曼里克‧德‧祖尼加肖像局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因此,这些猫可被视为调皮的玩伴,而非邪恶的先兆。事实上,它们当时是西班牙家庭中的寻常宠物。而金翅雀因其动听的鸣声和学习杂耍的能力,在当时的英国、荷兰和西班牙都是极受欢迎的宠物。喜鹊彼时在欧洲家庭中也同样常见。

除上述分析外,同期还有一种新的解读:戈雅在这幅画中反映了儿童教育的启蒙运动理论。曼努埃尔作为宠物主人的责任将有助于他的成长,而与自然的接触则会丰富他的内心世界。

戈雅与阿尔塔米拉家族

戈雅所作阿尔塔米拉伯爵夫人与女儿玛丽亚‧阿古斯蒂娜(Condesa de Altamira and her daughter, María Agustina)肖像,1787—1788年作,布面油画,195×11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许多访客或许还不知道,戈雅为曼努埃尔的母亲和妹妹创作的肖像画目前也收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不过位于不同的展厅。这是一幅清新脱俗的全身肖像画,画中人物为阿尔塔米拉伯爵夫人玛丽亚‧伊格纳西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María Ignacia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sa de Altamira,1757—1795)与其女儿玛丽亚‧阿古斯蒂娜(María Agustina,1787年出生)。大都会博物馆评论道,该作品展现了画家“捕捉人物细微情绪的高超技巧,及其绘画技艺的精湛造诣——他以宽大的笔触,生动展现了精美服饰等奢华之物的光彩”。

画中的伯爵夫人身穿花卉图案镶边的粉色丝绸长裙。她坐在一张鎏金沙发上,怀抱着女儿,身处的地方让人想起马德里的阿尔塔米拉宫(Altamira Palace)。肖像绘于1787至1788年间,画中母女手中共同握着一小簇紫罗兰。

戈雅,特拉斯塔马拉伯爵,唐‧维森特‧伊莎贝尔‧奥索里奥‧德‧莫斯科索-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Vicente Isabel Osorio de Moscoso y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 de Trastámara)肖像,约1787—1788年作,布面油画,135×110厘米,休斯顿美术馆藏。(公有领域)

戈雅为阿尔塔米拉家族创作的第四幅肖像,是于1787至1788年间为曼努埃尔的长兄——特拉斯塔马拉伯爵,唐‧维森特‧伊莎贝尔‧奥索里奥‧德‧莫斯科索-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Don Vicente Isabel Osorio de Moscoso y Álvarez de Toledo, conde de Trastámara,1777—1837年)所绘。尽管画中注明他当时年仅10岁,但维森特却以成年人的装束亮相:他身穿天鹅绒材质的外套、背心和马裤,腋下夹着一顶三角帽,腰间还佩戴镶有钻石的剑柄。维森特将一只手插进背心的姿势,以及他那扑了粉的假发,都与戈雅笔下其父亲的肖像如出一辙。

与弟弟曼努埃尔那种更具孩童气息的描绘相比,维森特的尊贵感让两幅画作呈现出鲜明的反差。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维森特是父亲头衔的继承人,因此需要展现出符合身份的姿态。不过,戈雅巧妙地在维森特身旁加入了一只活泼的小狗,作为童年玩伴的象征,为原本严肃的场景增添了一丝轻快。

2014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戈雅与阿尔塔米拉家族”(Goya and the Altamira Family)的专题特展,将曼努埃尔与他的母亲及妹妹的肖像安置在同一展厅内。当时一同参展的还有由西班牙银行收藏的阿尔塔米拉伯爵肖像,以及当时借展自私人收藏、现已归属休斯顿美术馆的维森特肖像。这也是四件杰出画作的首次重聚。

如今,曼努埃尔已回到了他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常规展位。虽离开了家人的陪伴,但他并不孤单。在那里,他还有戈雅的其它画作和仰慕他的公众相伴。

原文:“Red Boy”: The Met’s Famous Portrai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米歇尔‧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是一位艺术顾问,居住在纽约。她撰写的文章涉及艺术史、艺术市场、博物馆、艺术博览会和特别展览等一系列主题。

责任编辑: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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